贵州省对外合作出版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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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对外合作出版暂行规定
贵州省“新闻出版局 版权局”
贵州省对外合作出版暂行规定
贵州省“新闻出版局 版权局”
（1989年7月2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
一、为加强我省对外合作出版的领导和管理，根据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订本暂行规定。
二、对外合作出版，是指我国出版单位与外国或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出版公司进行出版贸易，以商定的各种合作形式出版书刊的活动。
三、对外合作出版，必须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方针，有利于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不得有损于我主权和国家利益；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
合作出版供我国读者使用的外国或港、澳、台地区编辑出版的书稿，应是我国所急需的，必要时应根据我国的情况对其内容进行增删或改编。
四、对外合作出版，应注意了解国际图书市场的情况，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取得一定版权，做到经济上有所收益。
五、对外合作出版，只能由国家正式批准的出版单位进行。任何非出版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同国外或港、澳、台地区进行合作出版。
出版单位拟同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合作出版的书稿，须事先征得原作者或原编辑单位的同意。
六、确定对外合作项目，应根据各出版单位的条件与特点进行，并符合各自的出书方针和出书范围。
七、确定对外合作出版项目，应分别不同情况履行审批手续：
（一）合作出版国内已公开出版的出版物，省属各出版单位报贵州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审批；
（二）合作出版国内未公开出版的出版物，省属各出版单位报贵州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审批后报省政府备案，重要书稿须由省政府批准；
（三）合作出版涉及国家重大方针和外交政策的书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或传记，须由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报省政府同意后转报国家新闻出版署会签，由国务院或中央审批；
（四）合作出版内容涉及到全国的大型丛书，由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征得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后报省政府审批；
（五）重要文物和其他珍品的摄影及使用，涉及国界线地图的出版，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六）内容涉及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的书稿，应分别送有关部门审查。
八、同我进行合作出版的单位，应是对我友好并有可靠资金和信誉的出版商，不要同情况不明的外商签订合同。
九、对外合作出版项目，应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合作书刊的编辑方针，书稿内容以及最后定稿，须经我方同意。凡经我方审定的书稿，未经我方同意，对方不得擅自增删或作其他改动。
合作出版介绍我国情况的摄影画册或其它书刊中选用的照片，一般由我方提供，不宜采取对方派人拍摄或双方合拍的方式（特批者除外）。
十、为维护我国作者和出版者的权益，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每个合作出版项目都应具有一定时限的合同。对于版权所有，一方转让或准许另一方使用的出版发行权和其他权利，支付报酬的数量、方式、时间和货币、违约责任等，均应在合同中逐项加以规定。凡我方提供的书稿和
图片，未经我方同意，对方不得转让版权，不得扩大使用权，不得扩大发行区域。
十一、对外合作出版合同正式签订前，须将全同文本报贵州省版权局进行审核登记，领取省版权局统一发放的“版权对外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号”。
十二、对外合作出版书刊，应按国内现行稿酬制度分别情况向作者支付报酬：
（一）首次出版的书稿，可按略高于国内稿酬标准支付报酬；
（二）使用国内已出版的书稿，应适当支付报酬，但一般不超过原基本稿酬的百分之六十；
（三）使用外国人的作品，可按略高于国内作者稿酬支付。
上述报酬，均以人民币支付，个别特殊情况确需支付外汇者，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在本单位的外汇留成中支付。
十三、所有对外合作出版的送省报告，中、外文合同（或协议书）、样本均应报贵州省版权局和国家版权局备案。
十四、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989年8月1日
普通行政征用理念及程序构筑
——从一则医疗仪器搬运事件谈起
（清华大学法学院 胡颖廉）
摘要：本文从“非典”期间一则医疗器械搬运事件中引出文章的主题——行政征用。通过对目前有限的理论成果的归纳梳理，提出了行政征用作为依职权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归纳出了“统一行政征用说”，并对其加以分类，包括特殊行政征用和普通行政征用。结合行政征收制度指出现代扩张征收理论的根基是公共利益、平衡补偿以及“信赖保护”，并由此勾勒出普通行政征用的一般程序，还偿试着拟出了“普通行政征用法草案大纲”，建议中国及时制定《行政征用法》。
关键词：行政征用 普通行政征用 征用程序 行政征用法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目次：
事例
引
一、学说梳理和辨析
二、统一行政征用说的提出和展开
三、行政征用的立论根基
四、普通行政征用理念和程序的构想
一．法律依据
二．征用与被征用主体
三．征用程序
四．补偿理论
五．救济手段
六．“普通行政征用法草案大纲”
结语
结语的结语
事例：北京地坛医院是北京市卫生局指定的收治非典型性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在北京市“非典”发病高峰期间，该院每天要为病人拍摄150余张X光片。由于现有的设备满足不了需要，医院便向人民医院借用了一台X光机。然而，问题出来了：没有任何一家搬家公司愿意帮他们将这台重达370公斤的救命仪器运回来。百般无奈之下，医院只好求助于公安局，一番波折后，车终于来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搬运工人被搬家公司的指示不许搬运仪器。最后，是毫无装卸经验的医生和医院的保安冒着细雨将仪器扛上了车……1
引
运送医疗器械，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医院请搬家公司搬运却屡屡受挫。在这一事例中我们尽管可以在道德上谴责这些公司，但他们对于医院确实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双方没有合同也不受单方的强制），况且“恐非”心理作祟也无可厚非。但公安出面了事情还那么难办，最后找来了车却还是让大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难道公安真的没有权力要求搬家公司服从其指挥？还是说理应有这个权力只是法律上有缺位2？甚至说法律本身没有缺位只是程序有缺陷？种种问题，都向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提出了“拷问3”。
一、学说梳理和辨析
行政征用制度在我国法律中有所显现，《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然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行政法学中尚处于空白和半空白状态。在数十部以“行政法”命名的教科书中，谈及行政征用问题的不多，详细阐述的更为鲜见，至于专著更是没有。笔者就手头资料为限，对该问题进行了一番梳理，归纳出如下学说：
（1）广义说。行政征收系指国家通过行政主体对非国家所有的财物进行强制有偿地征购和使用。目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上，此外还有国家对文物的强制征购，行政机关对船只的强制租用等4。
（2）狭义说。行政征用，主要是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的征用。集体土地的征用，是指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地将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5。
（3）包含说。行政征用是行政征收的一个种类，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之目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律规定取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的单方行为。这里的财产既包括不动产，又包括动产。财产的性质不同，征用的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6。
（4）混同说。公用征收（用）与行政征收在我国相似点很多，程序也很接近。但是，行政征收是无偿的，而公用征收（用）是有偿的7。
其他如“公共利益说”、“特定公共事业说”等也多有赞同者，限于篇幅，不加以罗列8。
在以上诸学说中，广义说相对于其他学说才显示出其“广义”，事实上列举式定义必难逃挂一漏万的厄运，所以有必要将之推而更广；狭义说将行政征用局限于集体土地征用，尽管符合了我国的立法现状，但用发展的眼光加以衡量则是不可取的，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国外的立法中，行政征用确实不仅仅是土地征用，土地征用也不仅仅是集体土地征用，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也是要构建统一的行政征用体制；包含说把行政征用作为行政征收的下位概念，将两者的并列性篡改为包容性，更是不合适的。事实上，该说也赞同征用和征收在有偿和无偿性上的区别9，所以若将之理解为广义的行政征收概念10似更妥；混同说在形式上与包含说犯了同样的错误，故于此不赘。
二、统一行政征用说的提出和展开
鉴于以上学说的缺陷，笔者试提出“统一行政征用说”：行政征用是指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行政主体依法、强制地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包括特殊行政征用和普通行政征用。在这里，“统一”指的是征用目的（抑或称“征用之立论根基”）的统一，也就是公共利益。无论处于何种状态，平和或危急，洪水或战争，只要目的所需，措施必要，就可以启动征用程序，这便是“统一行政征用”理念。
“统一行政征用说”借用了“广义说”的合理思想，又克服了列举式定义所带来的弊端，同时还避免了其他学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特殊和普通的划分又使得学说内部条理清晰。根据行政征用程序展开的自然过程，归纳出其如下特征：
首先是必要性限制下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这既是行政征用的前提和基础，又成为限制征用的标尺。即国家可以且只能在公共目的下依靠公权力在其领土范围内不需要权利人的同意而将他人的财产转变为自己所有的财产，或是自己可得使用的财产。但是，权力有扩张的属性，因此这里的公共目的又是有严格限制的，限制的核心是“必要性”，必要的尺度是“现实而紧迫的公益危机或公用事业的必需”，即如果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必须采用征用财产的手段，政府应当采用其他措施11。
其次是法定性和限制性
这是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征用领域的具体要求，也是行政征用作为行政限权行为的题中应有之义。公益性本身是抽象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国家意志对其加以界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凡涉及公民最基本权利如财产权等只能由法律和法规加以规定，“无法律即无行政”是最好的概括12。
再次是补偿性
指的是国家对它所征用的财产的所有人给予补偿，补偿不必是对价的，但一定是合理的，因而成为侵害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人们的财产权利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财产权利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挑战。现代各国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基于社会公益之需，可以对公民财产进行征用或限制，但是须以公平补偿为前提。行政补偿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既充分体现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功能，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功能13。
复次是救济性
行政征用作为直接针对行政相对人财物之所有权抑或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其造成的侵害是重大而显见的，是典型的侵益行政行为，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设定全方位的监督和救济途径14。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事人对土地征用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最后是强制性
即行政征用是一种国家的单方强制行为，不以被征用财物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同意为前提15，显具“兜底”特征。强制性的立论根基在于国家主权的无上性，在给予补偿的条件下，一国的任何财产所有人都必须服从这一权力。强制性作为依职权行政行为的固有特征，其要义是政府守法，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中国 保加利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签订日期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邀请，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彼得·斯托扬诺夫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同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彼得·斯托扬诺夫举行了正式会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和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分别会见了彼得·斯托扬诺夫总统。
中保两国领导人在友好和务实的气氛中就各自的国内形势、经济体制改革和两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相互通报了情况，并就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发展经济关系的途径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邮电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兽医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一九九八年至二０００年文化、科学和教育合作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保加利亚共和国专利局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合作的工作计划》。
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彼得·斯托扬诺夫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其方便的时候对保加利亚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感谢。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对两国元首会见和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此访十分成功，并将对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两国关系和互利合作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中保两国和两国人民对相互间多年存在的友好关系感到高兴。双方对在国际风云变幻、两国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迄今的合作表示满意，认为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长期稳定地发展两国关系是中保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洲和欧洲的和平与发展。
双方愿积极开展并加强双边政治对话，包括最高层对话，支持两国政府和议会间交往，鼓励两国政府部门、地方政权机构和民间组织的直接合作。
三、双方决心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长期稳定地发展经贸和科技合作，并将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和增加贸易额，支持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相互投资，建立合资企业，鼓励地方和企业间建立直接的经贸关系，包括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四、双方将促进两国科研、文化、艺术、教育、旅游和体育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及两国人民之间的进一步相互了解。
五、双方相互尊重两国人民各自为其安全和繁荣所选择的发展道路。
中方重申，尊重保加利亚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的改革及其谋求同欧洲大西洋机制一体化的愿望，高度评价保加利亚为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巴尔干、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赞赏保加利亚作为东南欧稳定因素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保方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则立场。保加利亚共和国宣布不与台湾建立官方联系和接触。
保方赞赏中华人民共和国旨在谋求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奉行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尊重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度评价中国为遏制亚洲金融危机、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的贡献。
六、双方重申，愿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加强磋商与合作，在打击国际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非法生产和销售毒品及武器走私方面开展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
江泽民 彼得·斯托扬诺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