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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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9月26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供销合作社社员
第三章 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制
第四章 供销合作社的机构设置
第五章 供销合作社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章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
第七章 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与扶持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供销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保护供销合作社和社员的合法权益，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供销合作社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供销合作社是以农民社员为主体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依法享有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主权。
第四条 供销合作社的宗旨是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促进城乡经济发展。
第五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合作制原则。
第六条 供销合作社财产属入社社员集体所有。各级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是本社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代表和管理者。
第七条 供销合作社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行使政府授予的行政职能。
第八条 供销合作社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接受政府领导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供销合作社社员
第九条 农民、城镇居民和供销合作社工作人员向供销合作社交纳身份股金后，方能取得社员身份。
第十条 社员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决定入社和退社；
（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购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出售农副产品，获得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惠待遇；
（四）分享股金利息和红利；
（五）参与供销合作社的管理，对供销合作社工作进行监督；
（六）拒绝对供销合作社及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不合理摊派；
（七）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 社员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规定交纳股金；
（二）遵守供销合作社章程；
（三）执行供销合作社决议；
（四）维护供销合作社的整体利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二条 社员要求退社可以向供销合作社提出书面申请，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年终决算后为其办理退社手续，并将股金、股息和红利一并付清。

第三章 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制
第十三条 供销合作社自下而上分设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基层供销合作社由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直接入股设立。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由下一级供销合作社以社员社的身份自愿入股，自下而上逐级建立。
第十四条 供销合作社之间是自下而上的经济联合关系，联合社应当为社员社服务，各级联合社应当为基层社服务。联合社对社员社负有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的责任。
第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可根据需要设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以本级社授权使用的全部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承担有限责任。
第十六条 新设立基层供销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应当经上一级社审核同意。
第十七条 同一联合社下的供销合作社合并、分立应当由本级社社员代表大会决议。
第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遇下列情形之一，应当终止：
（一）由法律、法规、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事由出现；
（二）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终止。

第四章 供销合作社的机构设置
第十九条 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每届任期5年。社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二个月内召开临时代表会议：
（一）三分之一以上的社员代表提出请求时；
（二）理事会认为必要时；
（三）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四）其他应由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的事项。
第二十条 基层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社员直接选举产生。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社员社的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二十一条 社员、社员社的代表出席社员代表大会，每人有一票表决权。
第二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通过和修改本社章程；
（二）审议批准理事会、监事会的报告、议案和决议；
（三）选举和罢免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和出席上级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审查批准理事会对代表提案的处理意见；
（五）讨论决定其他重大问题。
第二十三条 各级供销合作社设理事会。理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向社员代表大会负责。理事任期与社员代表大会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二十四条 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社员代表大会，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执行其决议；
（二）聘任或者解聘所属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企业重大经营、投资活动，监督检查企业经营管理；
（三）决定供销合作社的业务经营、财务管理和组织管理；
（四）维护供销合作社财产，代表供销合作社签订合同或协议，协调各方面经济关系，决定财产的租赁、购置、转让或抵押；
（五）办理供销合作社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实行理事会主任负责制。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是供销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对理事会负责，接受社员（社员社）监督。
各级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正、副主任由同级理事会选举产生。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正、副主任的选举、调动应当报上一级社备案。
第二十六条 理事应当遵守供销合作社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供销合作社利益，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第二十七条 供销合作社设监事会，监事会为供销合作社的监督机构，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监事任期与社员代表大会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二十八条 监事会成员应当由政府有关经济部门负责人、社员代表和专家组成，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正、副主任由同级监事会选举产生。监事会中兼职的监事原身份和隶属关系不变。
理事会的理事及其办事机构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可以列席理事会会议。
第二十九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检查理事会对供销合作社章程和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
（二）监督检查理事会对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三）监督检查理事会对政府委托各项经济、社会任务的完成情况；
（四）对理事会工作提出质询和建议；
（五）监督检查理事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管理情况；
（六）提议召开社员代表大会；
（七）供销合作社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条 监事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供销合作社章程，忠实履行监督职责。

第五章 供销合作社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一条 供销合作社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安排国家法律允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确定适合供销合作社特点的经营方式、经济责任制形式和分红办法；
（三）拒绝非法要求提供人力、物力、财务等；
（四）参与上一级供销合作社的管理，对上一级供销合作社进行监督；
（五）其他应当享有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应承担下列义务：
（一）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维护社员的合法权益，不得将集体财产量化到个人；
（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为农服务能力；
（三）执行国家计划内供应商品的价格；
（四）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服务；
（五）其他应当承担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 供销合作社所属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经营管理、用工、分配等自主权，并承担供销合作社委托的任务及其他相应的义务。

第六章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
第三十四条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对社员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其他经济活动实行企业化经营。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从事下列经营服务活动：
（一）根据农民需要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采购供应，农副产品收购、推销和加工，再生资源回收和开发利用，种植、养殖，储藏，运输，饮食服务，信息和科技指导等业务；
（二）对国家实行专卖、专营的商品和其他业务，供销合作社经专营、专卖部门许可，可以进行经营和代营；
（三）经有关部门批准开展外经外贸业务；
（四）根据社员要求，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第三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可以组织各类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的合作和农业产业化。
第三十六条 供销合作社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城乡建设和社员的需要，设置综合商场、综合门店、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公司、专业门店、饮食服务、加工、修理、仓储、运输等生产经营服务组织。
第三十七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购销结合、批零结合、联购分销、分购联销、综合经营、专业经营、集团经营等经营方式。农副产品的购销应当发展合同制、代理制、联营制和利润返还制，与农民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
禁止将国家规定由供销合作社专营和主渠道经营的农业生产资料承包给个人经营。
第三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使用社员及社员社股金。
第三十九条 社员和社员社股金在利益分配上实行保息分红，每年按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支付股息，在费用中列支，红利在税后盈余中提取。
第四十条 供销合作社为扩大经营和服务领域，可以吸收城乡经济组织和非为取得社员身份的个人的投资，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第四十一条 供销合作社除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审计监督外，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由上级供销合作社对下级供销合作社，各级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对本级供销合作社的财务收支和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
第四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职工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对各级管理人员实行选举制、聘任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七章 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与扶持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对供销合作社进行指导、协调、扶持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税收、信贷、价格和物资分配等方面给予供销合作社优惠政策；对供销合作社向政府承包的农业开发项目、扶贫项目，应当给予相关的扶持政策。
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供销合作社，享受国家和各级政府扶持经济发展所实行的优惠政策。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维护供销合作社依法行使民主管理、自主经营的权利，保障供销合作社组织的完整性和合法的业务范围。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平调供销合作社的财产，不得随意改变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不得干预其用人自主权。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地方城镇建设规划需占用供销合作社土地、房产、经营网点、设施等，应当与供销合作社协商，合理安排其经营场地，并给予其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四十六条 供销合作社承担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务，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资金。供销合作社因执行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务而发生的政策性损失，人民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法律、法规对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其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平调供销合作社人、财、物的；
（二）侵犯供销合作社经营自主权的；
（三）对供销合作社进行摊派，以及对拒绝摊派的单位及其人员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使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五）其他侵犯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的行为。
前款所列行为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政府作出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个人作出的，视其情节，由其所在单位或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其赔偿。
第四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政府或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责令改正，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对其单位给予相应的处罚；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完成政府委托任务的；
（二）将国家规定由供销合作社专营和主渠道经营的农业生产资料承包给个人经营的；
（三）随意调整国家计划内供应商品的价格的；
（四）违反国家关于社员及社员社股金规定的；
（五）侵犯供销合作社社员合法权益的。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由供销合作社组建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9月26日
关键词: 侵权责任分担 受害人过错 连带责任形态 补充责任形态 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

　　内容提要: 《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结构是“一般与特殊”结构，体现在侵权责任构成制度和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两个方面。《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仅包括过失相抵责任形态和受害人责任形态，没有规定比较责任形态。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较为完善，对充足原因理论的借鉴具有创新性，但缺乏统一的最终责任份额确定条款，出现了条文冗余。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中，劳务派遣单位未尽合理选任义务的补充责任形态规定具有创新性，部分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的规定不尽明确或者被规定为了连带责任，司法适用中应该予以注意。

　　《侵权责任法》共计92个条文，除去第1条“立法目的”和第92条“施行时间”，剩余90个条文中，涉及侵权责任分担制度，[1]即与受害人过错制度与数人侵权责任制度相关的条文有38条，超过总条文数的40％，这与比较法和我国侵权法上侵权责任分担相关制度是立法增长点和司法实践热点的现实是相一致的。尽管最终《侵权责任法》并未采纳“责任分担”的用语，但也足以说明立法者已经不自觉的注意到了侵权责任分担制度在现代侵权法上的重要性。本文是对《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立法体例与具体规则的评析，供学界和未来制定司法解释参考。

　　一、《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立法体例评析

　　《侵权责任法》在立法结构上体现为“一般与特殊”结构。该结构和“总则与分则”结构的差别是，一般规则部分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而且是法律适用的主体；而总则部分往往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而主要是以分则部分作为法律适用的主体。“一般与特殊”结构和“总则与分则”结构的共同点是，特殊规则/分则部分有规定的，依照该规定；无规定的，适用一般规则/总则规定。[2]《侵权责任法》的“一般与特殊”结构同时体现在侵权责任构成制度和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两个方面。侵权责任构成制度的“一般与特殊”立法结构，即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类型，第四章到第十一章主要规定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3]这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结构。

　　由于《侵权责任法》未对受害人过错制度和数人侵权责任制度进行整合，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的“一般与特殊”立法结构分别体现在受害人过错制度和数人侵权责任制度两个方面：第一，受害人过错制度的“一般与特殊”的立法结构，体现在一般侵权行为类型与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规则和立法技术有所不同。如在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受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适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而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立法体例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第二，数人侵权责任制度的“一般与特殊”的立法结构。我国侵权法上一般认为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包括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四种。[4]这种对于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平面列举，还缺乏系统化。笔者认为，在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类型化上，应该特别考虑到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是以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的区分为原则，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为补充的基本态势。应该从法律适用、内部份额和立法技术角度将四种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区分为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和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两类。按份责任形态与连带责任形态是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适用于所有的侵权行为类型，其适用规则是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之外的情形，都承担按份责任。在内部份额上，每个责任人都承担一定份额的最终责任，连带责任人承担超过自己责任份额后，可以向其他连带责任人寻求分摊。在立法技术上，只对适用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形态进行一般性的规定，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除非存在法律适用疑难，一般不予列举。而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和补充责任形态是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仅适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其中补充责任形态适用于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行为类型，而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适用于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在内部份额上，只有最终责任人承担最终责任，其他责任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其追偿。在立法技术上，不但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大量存在特殊侵权责任分担规则，在过错责任领域如果存在特殊侵权责任分担规则，也需要单独列举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只能适用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法官不得随意创设。[5]

　　二、《侵权责任法》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立法体例与规则评析

　　（一）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立法体例

　　受害人过错是要解决损害赔偿责任的有无和责任范围问题，[6]因此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类型化主要应该着眼于受害人过错在不同情形下对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的影响，以法律规范的实际效果作为区分标准，对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三分法”：[7]第一类，将受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唯一的、排他的法律上原因的侵权行为形态称为受害人自损形态，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即加害人责任的免除，称为“受害人责任形态”；第二类，将因受害人的过错导致的加害人责任减轻的侵权行为形态称为受害人过失形态，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即减轻加害人的责任，称为“过失相抵责任形态”；[8]将法定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因双方或者多方过错导致责任分担的侵权责任形态称为“比较责任形态”，其法理与过失相抵责任形态类似，但应直接适用法律规定的比例分担损害。[9]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分别对应《侵权责任法》第27条和第26条，而“比较责任”制度由于《侵权责任法》第46条规定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在该法条文上并无明确体现。[10]

　　在立法体例上，《侵权责任法》延续了《民法通则》采纳的大陆法系20世纪中叶以来借鉴美国法学会《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的体例发展出的受害人过错制度“总则＋特别列举式”立法方式，即在一般侵权行为类型部分对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责任形态进行一般性规定；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部分，尤其是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中对受害人过错制度进行特殊规定的方式。[11]

　　（二）与受害人过错制度相关的术语体系分析

　　有学者提出，第26条和第27条在受害人一方的术语表述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第26条使用的是“被侵权人”，第27条使用的是“受害人”。纵观整个《侵权责任法》，“被侵权人”主要被用于指称享有侵权请求权的民事权益被侵害的民事主体。在一般侵权行为类型中，与“被侵权人”相对应的，指称侵权行为实施者的术语是“侵权人”，这对术语主要是用于确定侵权责任双方当事人，如第3、13、18、20－23条的规定；也用于对过失相抵形态双方的规定，如第26条的规定。而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与之对应的是各种具体的“侵权人”，有的是用于确定侵权责任双方当事人，如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第36条）、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第43、45、47条）、机动车驾驶人（第53条）、污染者和第三人（第58条）、动物饲养人、管理人和第三人（第78、83条）；有的也是用于表述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当事人，如高度危险物的占有人和使用人（第72条）、高度危险行为的经营者（第73条）。可见，“被侵权人－侵权人”这一对术语在《侵权责任法》上，主要是对侵权责任构成和适用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当事人双方的指称。

　　而“受害人－行为人”这一对术语则主要用于两类情况：第一类是以不构成侵权责任为适用前提的公平责任，[12]典型的如第2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一般条款和第33条第1款后段规定的特殊公平责任类型。第二类是以第27条为统领的受害人责任形态制度，除了该条文外，集中体现在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中，如第70条规定的“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第71条规定的“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第72条规定的“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和第73条规定的“高度危险行为致害责任”等。

　　综上所述，立法者对“被侵权人－侵权人”和“受害人－行为人”这两对术语的运用，基本做到了以是否构成侵权责任作为区分的标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同时规定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责任形态的第72条和第73条中，立法者分别在这两个条文的前段使用“受害人”，后段使用“被侵权人”的术语，十分准确。而第78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由于该条文混合规定了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形态，因此立法者仅选用了“被侵权人”的用语，也无可厚非。只是在司法适用中，应该明确该条文只有在受害人故意的情形下，才能够免除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侵权责任。被侵权人的重大过失，只具有减轻责任的效果。

　　（三）受害人过错制度的一般规则评析

　　第26条是过失相抵形态的一般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条文与《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没有本质差别，也就延续了该规则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前段的“也”字，表明该条仅适用于加害人有过错的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进而由于双方均有过错，因此其法律效果仅为减轻责任而未包括免除责任。[13]第二，仅规定了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况，没有明确涉及对损害扩大的适用，对于被侵权人的过错发生在损害扩大阶段的情形，只能类推适用该规定。第三，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过错规则的适用是职权主义抑或当事人主义。有学者认为，受害人过错的规定是职权主义规定，[14]但也有学者认为，因为受害人过错不能实行过错推定，所以应该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15]笔者认为，受害人过错是对加害人一方有利的主张，应该由加害人一方举证，建议未来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第27条采纳了“受害人故意免责说”，与受害人责任形态制度有一定的差别。法谚有云：“Volenti non fit injuria”，即对自己造成的损害不被看作损害，因此不产生他人的侵权责任。笔者认为，以“受害人故意”替代“受害人责任”作为免责事由的做法并不合理，理由在于：一方面，受害人在主观上往往表现为故意，无论加害人是否有过错，一般应适用受害人责任形态制度；[16]但在加害人没有过错的情形下，受害人主观表现为过失也可以构成受害人责任形态。另一方面，即使受害人主观上是故意，仍然可能因为加害人也是故意侵权而参与侵权责任分担，最典型的是两人互殴，导致其中一人受伤的情形。对于这两种情形，建议未来司法解释予以补充规定。

　　（四） 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特别规则评析[17]

　　从法律适用的规则上看，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而《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责任形态的规定在体例上有一定的特殊性，具体分析如下。

　　1.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对比比较法上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有以下差别：第一，比较法上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适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往往排除极端危险责任，如核设施和航天、航空器致害。而《侵权责任法》第70条“民用核设施致害无过错责任”和第71条“民用航空器致害无过错责任”中，明文将“受害人故意”作为免责事由，较之比较法上的绝对责任类型略显抗辩事由范围过宽，值得关注。第二，比较法上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故意作为免责事由，主要适用于高度危险责任和动物致害领域。《侵权责任法》第72条“高度危险物致害无过错责任”和第73条“高度危险行为致害无过错责任”较为清晰的体现了这一特点。而第78条“饲养动物致害无过错责任”则较为模糊，未能明确区分受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法律效果。第三，比较法上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过失相抵形态适用以重大过失为限，受害人的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无减责效果。《侵权责任法》第72条“高度危险物致害无过错责任”严格的区分了故意和重大过失，并将责任减轻限于重大过失。但第73条“高度危险行为致害无过错责任”却将责任减轻扩大到了过失，这只能理解为立法者有意在高度危险责任领域区分这两种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的危险程度，明确受害人的一般过失和轻过失是“高度危险行为致害无过错责任”的免责事由。而尽管第78条“饲养动物致害无过错责任”未能明确区分受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法律效果，仍然能够排除一般过失和轻过失作为减责事由，结合前文对“被侵权人”的术语分析，可以得出重大过失的法律效果是减轻责任的结论。应该指出，第76条规定的“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未对受害人的主观状态作出描述，而是采纳了类似英美法上“侵入者”（trespasser）的立法模式，未与第72条和第73条在逻辑上保持一致。尽管如此，为了保持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笔者建议，这种特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应该视为第72条和第73条规定的受害人过错的特殊表现形式，仍然需要区分侵入者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状态，仅仅在故意的情形下免除侵权人的责任，在重大过失情形下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对于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则应该区分侵权行为类型，仅在“高度危险行为致害无过错责任”中，才能减轻责任。

　　环境污染责任领域，《侵权责任法》第65条删除了“三审稿”第65条后段规定的“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这并未改变该法实质上未统一环境污染责任领域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规则的事实，不能不说是该法的一点缺憾。纵观环保诸法，仅有1984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关注了受害人过错制度，该法2008年修订后的第85条第3款完全符合前述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规则。建议参照该规定，未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环境污染责任领域的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规则。

　　2.医疗损害责任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侵权责任法》第60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相当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5项规定的“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但《侵权责任法》第60条第2款是较之“三审稿”新增的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两个款、项的规定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医疗损害责任领域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但与其它侵权行为类型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先规定侵权责任构成，再规定因受害人过错减轻或者免除侵权责任的体例不同，该条文采用了先免除责任再规定“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体例。这种特殊体例的形成，源于2002年的《民法典（草案）》第八编“侵权责任法”未规定医疗损害责任，2008年底的“二审稿”新增了该章，但未规定免责事由，直到“三审稿”才借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在第60条列举了三种免责事由。由于在列举的这三种情形下，完全不考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一概免除其侵权责任一直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的弊病，因此在《侵权责任法》第60条中，增设了第2款的规定。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第60条第2款实际上相当于第54规定的“医疗机构过错责任”，而第1款列举的三种情形，第1项是医疗损害责任领域特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特殊规定，第2项是对第56条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的合理诊疗义务”的确定，第3项是与第57条“医务人员未尽相应诊疗义务的医疗机构替代责任”的协调，这3项一起构成医疗损害责任的减责事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