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住房保障工作评价考核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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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住房保障工作评价考核暂行办法
铜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川市住房保障工作评价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铜政办发〔2011〕48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新区管委会，市级各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机构：
《铜川市住房保障工作评价考核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O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铜川市住房保障工作评价考核暂行办法
http://www.tongchuan.gov.cn/structure/zw/wjz/szbwnr_60431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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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1年9月21日0时许,被告人甲某酒后驾驶一辆轿车在上海市长宁区虹许路近延安西路处,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与乙某驾驶的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甲某与乙某分别下车查看现场。随后,乙某当着甲某的面用手机拨打110报警。此后,两人在原地等候。交警到场后,近距离闻到甲某身上有酒气,遂将甲某带回公安机关。经司法鉴定,案发时被告人甲某血液内的乙醇含量为18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醉驾人在交通肇事后,明知对方报警仍停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理,并在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是否成立自首。
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甲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案发时,对方车主为交通事故而报警,被告人明知报警虽未离开现场,但本案案发是在交警处警时发现被告人身上有酒气所致,不符合主动到案的条件,自首不成立。原审法院遂以被告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决后,被告人甲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甲某在自知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又明知乙某已向警方报案的情况下,仍在事故现场听候处理,警方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上诉人甲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自首。二审改判上诉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判案分析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其成立具备两个要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由此明确了现场待捕型自首的法定性。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危险驾驶罪,本案即属于这种现场待捕型自首,被告人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我们认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类自首,应当根据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自动投案是成立自首的决定性因素,是一般自首的本质特征。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自行投案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甲某明知乙某报警,其醉驾行为很快将被发现,其随即也将面临司法制裁。此时,甲某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大,其可以选择逃离现场拒不到案,也可以选择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在这种对报警行为的后果有清晰认识以及拥有完全的意志、行为选择自由的情况下,甲某并未反对、制止或逃离,而是选择留在现场等候民警,表明其具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管辖、接受惩罚的主观意志,其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言而喻。
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拨打电话报警仅仅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报警过程中无人提及酒驾的事情,但被告人最终是因为危险驾驶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就酒驾而言,被告人不存在自动投案,其行为不成立自首。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对危险驾驶罪的自首认定过于苛刻。虽然在前期报警中没有提到被告人酒驾的情况,但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亦知民警到达现场后必然能闻到酒味,仍然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这就清楚的表明其原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置。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我们不应将危险驾驶罪自动投案的范围理解的过于狭窄,应当认定本案被告人具有自动投案情节。
第二,被告人停留在现场的非被动性。被告人在作案后停留在现场,尽管只是消极地的等候民警的抓捕,没有积极主动的投案行为,但也必须是被告人在没有强力控制、可以逃匿的前提下,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留在现场,而不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本案中,被告人甲某在案发后,现场仅有被撞车主一人,其完全有能力逃离现场,但其始终没有试图逃离的意思表示和行动,而是一直在现场等候民警的到来,反映出其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下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第三、被告人对他人报警的明知性。明知包括两种含义:知道、应当知道。一是行为人看到、听到或者被明确告知已有人报警,二是依照一般常识推断,案发现场应当有人报警。被告人明知他人已经报警,仍未予以制止,可以视为对他人报警行为的一种默许和追认。本案中,发生碰撞后,被害人下车查看车况,随即用电话报警,被告人目睹了全部过程,但并未对其报警行为加以制止或表示反对。被告人对这一行为表示了默许,此时被害人的报警相当于被告人自己的报警,体现了其自动投案的意愿。
第四、对民警处置的服从性。对于停留现场等候民警处置的自首情节,不仅要求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还要求在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时,被告人顺从配合无反抗行为。本案中,民警到达现场,闻到被告人身上有酒味后,对其进行了抽血化验,在确认被告人系醉驾后,也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被告人对于抓捕行为无抗拒,表现出对司法处置的服从性。
第五、供认犯罪事实的如实性。如实供述是自首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才能被认定为自首。本案中,一审判决后,甲某不服,提出上诉,并聘请了辩护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些都是被告人相关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不影响对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其行为成立自首的认定。
自首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和引导犯罪人主动归案,最大限度消除隐患,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本案中被告人虽有醉酒驾驶的情节,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且被告人在事故发生后主动留在现场,抓捕时并无拒捕行为,到案后也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符合缓刑的前提条件,同时考虑到本案被告人甲某系自首,并有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故对其判处缓刑,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注：根据《常州日报》2011年3月15日报道，本案被评为2011年常州市3.15十大维权案例之一。
2006年8月，消费者吴某为自己家庭需要，准备购买一台电视机。吴某在选择电视机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对比工作，被三星公司推出的“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机”所吸引，吴某发现三星公司宣传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的使用的寿命，并且在宣传中使用了“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的内容，三星公司的上述宣传，出现在其官方网站以及其他众多家电类的信息网站上。
随后，吴某到本市大型家电卖场金太阳电器湖塘店，了解电视机的相关情况，在三星电视机专柜，销售人员在向吴某介绍该款产品的时候，同样着重说明了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使用寿命的特点，并且也引用了上述宣传的内容。经过比较详细的对比后，吴某最终在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了该款电视机，价格为11900元。
2009年10月，吴某购买的电视出现了故障，无法使用，于是电话联系三星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并报修。经三星公司售后服务工程师检测后，发现该电视机的屏幕不良，需要更换，并且由于该电视机已经超出国家“家电三包期限”，更换维修的费用应由吴某承担，费用约为7000元左右。
刚出三包，电视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并且维修的费用这么高昂，吴某心痛之余，更产生了疑惑，当时买电视的时候，三星不是说这个电视有超长寿命的吗？怎么这一过三包就出这么大问题。于是吴某上网，搜索了这款电视机的介绍资料，发现当初网上的宣传内容依然存在，再次阅读后，吴某决定向三星要个说法，于是又致电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要求对宣传的使用寿命进行解释，不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三星公司只按照国家三包规定，对产品提供质保，无法按照宣传的60000小时超长使用寿命提供质量保证。为此，吴某不服气，多次与三星电子的售后服务部门交涉，均无结果。
看着自己花了高价买来的电视机成了放在家里的摆设，吴某心痛之余，对于三星公司的答复更加气愤。于是找到本律师，要求进行维权，并一再表示对于三星公司行为的愤慨，要求按照欺诈消费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本律师认为，鉴于吴某购买的电视机已经超过了国家“三包”期限，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追究三星公司欺诈消费的责任，关键在于三星公司对于该款电视机的宣传是否构成虚假宣传？能否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对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从吴某提供的材料看，均只是从一些家电资讯类网站上查到的产品介绍，并无三星公司官方网站上的宣传（尽管吴某确定购买电视当时，三星公司中文官网上是有相关的介绍的，但是目前从其中文官网上，根本查询不到该款电视机的信息），如何证明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做出了直接的宣传，是整理证据工作的重点。
对于能否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责任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经营者”的具体定义并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均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的销售者。而吴某是从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的电视机，所有的销售材料均表明是金太阳电器湖塘店是电视的销售者。如何将与吴某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三星公司当作“经营者”并追究相关责任，是法律及事实分析的要点。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三年，并且家电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现在该款电视机的介绍都散落在很多家电资讯类的网站上，为增加宣传内容的可信性，本律师决定从国际ALEX排名较高的网站上进行搜索，选取“泡泡网”、“中关村”、“ 搜狐”等网站上的宣传了内容作为证据进行公证保全。同时在进行英语检索的时候，发现三星公司在阿联酋的英文网站上还保留了该款电视的介绍，其英文内容也是与中文一致的。随后，向常州公证处申请对上述网络证据进行了公证保全。
同时根据吴某的介绍，发现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在接听吴某电话时，对于其宣传的内容也是承认的，因此又采用了电话录音的方式，将三星公司售后服务人员承认更改该宣传的内容进行了录音。（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人员对于吴某的信息进行了登记，在此后的电沟通中，售后服务人员一旦核实吴某的身份，就开始刻意回避了宣传内容，也不再承认）。
在完成了取证工作后，开始了诉状的准备工作。
1、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信息的时候，应该提供真实的信息，当经营者以广告的方式表明商品的质量的时候。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的实际质量与广告宣传的质量相符合。
通常生活中，本律师们看到的商品广告一般很少出现具体表明商品质量的内容，经营者往往使用一些艺术表现的手法，体现商品的吸引力。但在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机的宣传材料中，却出现了非常具体的质量性能介绍。其原文表述为“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的超长使用寿命享誉世界。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三星公司在其宣传中，对于电视机的使用寿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提供了60000小时的详实数据，为了让消费者有更直观的认识，三星公司还进行了更形象的比喻，根据家庭用户的正常使用情况，做出了电视机可以使用27年的质量保证说明。
然而在电视机使用时间超过国家三包期限后，三星公司却表示只能按照国家三包规定提供质量保证服务，对于宣传的质量保证内容不予认可。本律师认为，三星公司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了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
2、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的问题。
《消费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是一个相对于“消费者”的概念，其法律地位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一方，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销售方或者服务提供方”（这点在后来法院立案的时候亦得到了印证），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是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或者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
本案中，三星公司作为电视机的生产者，其与吴某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关系。三星公司只是将产品供给给金太阳电器，由金太阳电器进行销售，与吴某发生商品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金太阳电器，按照通常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作为“经营者”应是金太阳电器，而不是三星公司。而如果不能将三星公司认定为“经营者”，此前的取证工作将变得没有意义。
经过对吴某的询问，结合自己在电器卖场购买家电经验的分析，本律师认为，在本案中三星公司就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目前金太阳电器卖场出售大宗电器的时候，整个流程可以归纳为：消费者在卖场通过对样机的了解进行选择，选定后在卖场付款，随后由金太阳电器指定的送货人员将电器送到消费者制定的地点，至此，金太阳电器的，义务履行完毕；消费者在收到电器后，通过包装上所附的电话，拨打电器生产厂家的售货服务电话，由生产厂家售货服务中心派员上门检验并进行安装，同时登记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建立用户档案并提供后续的售后服务。
由此可见，吴某在金太阳电器购买电视机的时候，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是商品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和商品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对应的主体分别是吴某与金太阳电器，吴某与三星公司，因此金太阳电器与三星公司均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2010年7月21日，吴某以金太阳电器湖塘店、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为被告，向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按照《消费权益保护法》、《江苏省实施办法》的规定，退还货款11900元，并依法赔偿11900元。
武进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在审查时，认为根据《消费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只是“销售者”，三星公司并非“销售者”，将三星公司列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此，本律师将上述分析的内容进行了解释，最终立案工作人员在向领导汇报后，接收了案件材料，进入诉前调解程序。
几天后，吴某接到武进消协湖塘分会的通知，告知案件已经转到武进消协人民调解委员会，消协将组织四方进行调解。后经过本律师与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两次面对面沟通，在武进工商局相关领导的主持下，吴某同意了被告提出的原价退货调解协议。至此本案终结。
2011年9月21日0时许,被告人甲某酒后驾驶一辆轿车在上海市长宁区虹许路近延安西路处,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与乙某驾驶的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甲某与乙某分别下车查看现场。随后,乙某当着甲某的面用手机拨打110报警。此后,两人在原地等候。交警到场后,近距离闻到甲某身上有酒气,遂将甲某带回公安机关。经司法鉴定,案发时被告人甲某血液内的乙醇含量为18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醉驾人在交通肇事后,明知对方报警仍停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理,并在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是否成立自首。
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甲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案发时,对方车主为交通事故而报警,被告人明知报警虽未离开现场,但本案案发是在交警处警时发现被告人身上有酒气所致,不符合主动到案的条件,自首不成立。原审法院遂以被告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决后,被告人甲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甲某在自知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又明知乙某已向警方报案的情况下,仍在事故现场听候处理,警方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上诉人甲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自首。二审改判上诉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判案分析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其成立具备两个要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由此明确了现场待捕型自首的法定性。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危险驾驶罪,本案即属于这种现场待捕型自首,被告人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我们认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类自首,应当根据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自动投案是成立自首的决定性因素,是一般自首的本质特征。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自行投案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甲某明知乙某报警,其醉驾行为很快将被发现,其随即也将面临司法制裁。此时,甲某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大,其可以选择逃离现场拒不到案,也可以选择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在这种对报警行为的后果有清晰认识以及拥有完全的意志、行为选择自由的情况下,甲某并未反对、制止或逃离,而是选择留在现场等候民警,表明其具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管辖、接受惩罚的主观意志,其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言而喻。
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拨打电话报警仅仅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报警过程中无人提及酒驾的事情,但被告人最终是因为危险驾驶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就酒驾而言,被告人不存在自动投案,其行为不成立自首。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对危险驾驶罪的自首认定过于苛刻。虽然在前期报警中没有提到被告人酒驾的情况,但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亦知民警到达现场后必然能闻到酒味,仍然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这就清楚的表明其原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置。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我们不应将危险驾驶罪自动投案的范围理解的过于狭窄,应当认定本案被告人具有自动投案情节。
第二,被告人停留在现场的非被动性。被告人在作案后停留在现场,尽管只是消极地的等候民警的抓捕,没有积极主动的投案行为,但也必须是被告人在没有强力控制、可以逃匿的前提下,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留在现场,而不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本案中,被告人甲某在案发后,现场仅有被撞车主一人,其完全有能力逃离现场,但其始终没有试图逃离的意思表示和行动,而是一直在现场等候民警的到来,反映出其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下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第三、被告人对他人报警的明知性。明知包括两种含义:知道、应当知道。一是行为人看到、听到或者被明确告知已有人报警,二是依照一般常识推断,案发现场应当有人报警。被告人明知他人已经报警,仍未予以制止,可以视为对他人报警行为的一种默许和追认。本案中,发生碰撞后,被害人下车查看车况,随即用电话报警,被告人目睹了全部过程,但并未对其报警行为加以制止或表示反对。被告人对这一行为表示了默许,此时被害人的报警相当于被告人自己的报警,体现了其自动投案的意愿。
第四、对民警处置的服从性。对于停留现场等候民警处置的自首情节,不仅要求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还要求在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时,被告人顺从配合无反抗行为。本案中,民警到达现场,闻到被告人身上有酒味后,对其进行了抽血化验,在确认被告人系醉驾后,也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被告人对于抓捕行为无抗拒,表现出对司法处置的服从性。
第五、供认犯罪事实的如实性。如实供述是自首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才能被认定为自首。本案中,一审判决后,甲某不服,提出上诉,并聘请了辩护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些都是被告人相关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不影响对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其行为成立自首的认定。
自首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和引导犯罪人主动归案,最大限度消除隐患,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本案中被告人虽有醉酒驾驶的情节,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且被告人在事故发生后主动留在现场,抓捕时并无拒捕行为,到案后也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符合缓刑的前提条件,同时考虑到本案被告人甲某系自首,并有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故对其判处缓刑,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注：根据《常州日报》2011年3月15日报道，本案被评为2011年常州市3.15十大维权案例之一。
2006年8月，消费者吴某为自己家庭需要，准备购买一台电视机。吴某在选择电视机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对比工作，被三星公司推出的“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机”所吸引，吴某发现三星公司宣传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的使用的寿命，并且在宣传中使用了“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的内容，三星公司的上述宣传，出现在其官方网站以及其他众多家电类的信息网站上。
随后，吴某到本市大型家电卖场金太阳电器湖塘店，了解电视机的相关情况，在三星电视机专柜，销售人员在向吴某介绍该款产品的时候，同样着重说明了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使用寿命的特点，并且也引用了上述宣传的内容。经过比较详细的对比后，吴某最终在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了该款电视机，价格为11900元。
2009年10月，吴某购买的电视出现了故障，无法使用，于是电话联系三星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并报修。经三星公司售后服务工程师检测后，发现该电视机的屏幕不良，需要更换，并且由于该电视机已经超出国家“家电三包期限”，更换维修的费用应由吴某承担，费用约为7000元左右。
刚出三包，电视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并且维修的费用这么高昂，吴某心痛之余，更产生了疑惑，当时买电视的时候，三星不是说这个电视有超长寿命的吗？怎么这一过三包就出这么大问题。于是吴某上网，搜索了这款电视机的介绍资料，发现当初网上的宣传内容依然存在，再次阅读后，吴某决定向三星要个说法，于是又致电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要求对宣传的使用寿命进行解释，不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三星公司只按照国家三包规定，对产品提供质保，无法按照宣传的60000小时超长使用寿命提供质量保证。为此，吴某不服气，多次与三星电子的售后服务部门交涉，均无结果。
看着自己花了高价买来的电视机成了放在家里的摆设，吴某心痛之余，对于三星公司的答复更加气愤。于是找到本律师，要求进行维权，并一再表示对于三星公司行为的愤慨，要求按照欺诈消费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本律师认为，鉴于吴某购买的电视机已经超过了国家“三包”期限，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追究三星公司欺诈消费的责任，关键在于三星公司对于该款电视机的宣传是否构成虚假宣传？能否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对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从吴某提供的材料看，均只是从一些家电资讯类网站上查到的产品介绍，并无三星公司官方网站上的宣传（尽管吴某确定购买电视当时，三星公司中文官网上是有相关的介绍的，但是目前从其中文官网上，根本查询不到该款电视机的信息），如何证明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做出了直接的宣传，是整理证据工作的重点。
对于能否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责任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经营者”的具体定义并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均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的销售者。而吴某是从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的电视机，所有的销售材料均表明是金太阳电器湖塘店是电视的销售者。如何将与吴某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三星公司当作“经营者”并追究相关责任，是法律及事实分析的要点。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三年，并且家电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现在该款电视机的介绍都散落在很多家电资讯类的网站上，为增加宣传内容的可信性，本律师决定从国际ALEX排名较高的网站上进行搜索，选取“泡泡网”、“中关村”、“ 搜狐”等网站上的宣传了内容作为证据进行公证保全。同时在进行英语检索的时候，发现三星公司在阿联酋的英文网站上还保留了该款电视的介绍，其英文内容也是与中文一致的。随后，向常州公证处申请对上述网络证据进行了公证保全。
同时根据吴某的介绍，发现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在接听吴某电话时，对于其宣传的内容也是承认的，因此又采用了电话录音的方式，将三星公司售后服务人员承认更改该宣传的内容进行了录音。（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人员对于吴某的信息进行了登记，在此后的电沟通中，售后服务人员一旦核实吴某的身份，就开始刻意回避了宣传内容，也不再承认）。
在完成了取证工作后，开始了诉状的准备工作。
1、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信息的时候，应该提供真实的信息，当经营者以广告的方式表明商品的质量的时候。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的实际质量与广告宣传的质量相符合。
通常生活中，本律师们看到的商品广告一般很少出现具体表明商品质量的内容，经营者往往使用一些艺术表现的手法，体现商品的吸引力。但在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机的宣传材料中，却出现了非常具体的质量性能介绍。其原文表述为“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的超长使用寿命享誉世界。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三星公司在其宣传中，对于电视机的使用寿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提供了60000小时的详实数据，为了让消费者有更直观的认识，三星公司还进行了更形象的比喻，根据家庭用户的正常使用情况，做出了电视机可以使用27年的质量保证说明。
然而在电视机使用时间超过国家三包期限后，三星公司却表示只能按照国家三包规定提供质量保证服务，对于宣传的质量保证内容不予认可。本律师认为，三星公司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了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
2、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的问题。
《消费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是一个相对于“消费者”的概念，其法律地位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一方，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销售方或者服务提供方”（这点在后来法院立案的时候亦得到了印证），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是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或者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
本案中，三星公司作为电视机的生产者，其与吴某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关系。三星公司只是将产品供给给金太阳电器，由金太阳电器进行销售，与吴某发生商品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金太阳电器，按照通常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作为“经营者”应是金太阳电器，而不是三星公司。而如果不能将三星公司认定为“经营者”，此前的取证工作将变得没有意义。
经过对吴某的询问，结合自己在电器卖场购买家电经验的分析，本律师认为，在本案中三星公司就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目前金太阳电器卖场出售大宗电器的时候，整个流程可以归纳为：消费者在卖场通过对样机的了解进行选择，选定后在卖场付款，随后由金太阳电器指定的送货人员将电器送到消费者制定的地点，至此，金太阳电器的，义务履行完毕；消费者在收到电器后，通过包装上所附的电话，拨打电器生产厂家的售货服务电话，由生产厂家售货服务中心派员上门检验并进行安装，同时登记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建立用户档案并提供后续的售后服务。
由此可见，吴某在金太阳电器购买电视机的时候，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是商品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和商品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对应的主体分别是吴某与金太阳电器，吴某与三星公司，因此金太阳电器与三星公司均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2010年7月21日，吴某以金太阳电器湖塘店、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为被告，向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按照《消费权益保护法》、《江苏省实施办法》的规定，退还货款11900元，并依法赔偿11900元。
武进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在审查时，认为根据《消费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只是“销售者”，三星公司并非“销售者”，将三星公司列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此，本律师将上述分析的内容进行了解释，最终立案工作人员在向领导汇报后，接收了案件材料，进入诉前调解程序。
几天后，吴某接到武进消协湖塘分会的通知，告知案件已经转到武进消协人民调解委员会，消协将组织四方进行调解。后经过本律师与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两次面对面沟通，在武进工商局相关领导的主持下，吴某同意了被告提出的原价退货调解协议。至此本案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