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昌市河道堤防管理若干规定》等3件规章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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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内河交通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3年6月24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3年6月24日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7号公布）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内河交通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船舶、码头、趸船储存、装卸危险货物以及船舶运输危险货物，必须遵守国家和省有关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规定。

“在航道、航道沿岸设置水上加油站点，必须经设区的市交通部门批准。”

二、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禁止在干线航道上设置寄泊站（区）、固定渔具、拦河网具和种植水生物、围河养殖。在其他通航水域内设置固定渔具、拦河网具，种植水生物、围河养殖的，不得降低航道技术等级标准和妨碍船舶航行以及影响蓄水行洪，并应当经交通、水利部门批准。”

本决定自2003年7月10日起施行。

《江苏省内河交通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江苏省内河交通管理条例（2003年修正本）

（1995年8月11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3年6月24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内河交通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内河交通管理，保障安全、畅通，提高运输效益，发挥内河运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内河交通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内河交通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安排，合理规划，鼓励、支持发展内河交通事业。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部门（以下简称交通部门）是内河交通管理的主管机关，交通部门的航道管理、港航监督、船舶检验、运输管理机构依法具体负责内河交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配合交通部门做好内河交通管理工作。

第五条 交通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内河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养护和内河交通安全、秩序、运输市场的监督管理，创造良好的通航条件，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运输市场，维护运输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纪，依法行政，文明执法。

第六条 船舶、排筏、设施（包括航道设施、与通航有关的设施，下同）的所有人和经营人以及运输服务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缴纳交通规费，并依法纳税。除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船舶、排筏、设施、货物及其所有人、经营人和作业人员应当接受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检查。除交通部门依法查处严重违章，海关缉私，公安、工商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拦截检查正常航行的船舶。

第二章 航道建设、养护和管理

第七条 交通部门应当根据内河通航标准、防洪标准和航运发展需要，划定航道技术等级，并按照规定报经批准。

航道技术等级是航道管理和确定航道、设施建设标准的依据。

第八条 航道建设资金可以采取政府投资、社会集资、引进外资、贷款等方式筹集。对利用集资、贷款、外资修建的航道、船闸，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过往船舶、排筏收取专项费用，用于偿还集资和贷款。

航道、航道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航道技术等级标准、防洪标准和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等有关规定。

第九条 新建船闸等过船设施，实行谁投资、谁受益。对通过能力严重不适应需要的，交通、水利部门应当筹集资金加快改建、扩建。

船闸等过船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加强管理，改善服务，简化手续，使船闸等过船设施满负荷运行，提高通过能力，缩短过闸时间。

第十条 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航道、航道设施的监测和养护，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适时发布航道变迁、航标移动、航道尺度和航道、船闸施工作业的航道通告。

航道、航道设施养护应当规定期限，并采取措施，保证船舶、排筏通行。

在通航水域进行正常的养护作业，包括勘测、疏浚、抛泥、吹填、清障、扫床、维修航道设施和设置航标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阻挠、索取费用。

第十一条 兴建临河、跨河、过河等与通航有关的设施应当符合航道技术等级标准和防洪标准，并事先经交通、水利部门批准；涉及城市防洪排涝、堤防安全的，还应当经城建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兴建水工程以及与通航有关的设施，降低航道技术等级标准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危及航道设施安全的，应当予以纠正；损坏航道设施的，应当予以补偿或者修复。造成航道临时或者永久改道的，其改道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兴建、维修水工程以及与通航有关的设施，必须按照航道技术等级标准及时清除围埝、残桩、沉箱、废墩等施工遗留物。

第十三条 在航道、航道边坡、边坡外侧十米以及航标周围二十米的范围内，禁止设置影响助航、导航、交通安全的标志、标牌和其他设施。

第十四条 与通航有关的营业性疏浚、清障、打捞作业，其疏浚、清障的范围和疏浚物的弃置地点，应当经交通、水利部门核准。

第十五条 通航河流上桥梁年久失修、妨碍通航或者危及航行安全需要修复或者改建的，除特殊情况由当地政府协调解决外，属于交通部门管理的，由交通部门负责；属于铁路、城建、企业等专用的，由所属单位负责；属于农用桥或者人行桥的，由所在县（市）、乡（镇）、村负责；因交通、水利发展需要改建或者拆除的，由交通、水利部门负责。

第十六条 在通航河段上或者其上游兴建水利控制工程或者引走水源，建设单位应当保证航道和船闸所需的通航流量。特殊情况下因控制水源或者大量引水影响通航时，水利、交通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必要时报同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十七条 因生产排放、装卸作业造成航道淤浅的，由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负责疏浚。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航道以及航道设施。

禁止向航道内倾倒垃圾、泥砂，弃置沉船、沉物，在航道边坡、坡肩挖土、取土、耕种；禁止侵占航道建造临河设施，在船闸引航道内建造码头、设置堆场。

第三章 交通安全管理

第十九条 船舶、排筏、设施及其人员应当持有合法有效的航行、作业证书和证件，航行、停泊、作业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交通管制、交通安全标志的规定；船舶、排筏进出港口，应当在交通部门办理签证。

严禁无船名、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以下简称无证船舶）航行、作业。

第二十条 船舶应当按照规定标明船舶名称、船籍港和载重线标记。

一艘船舶只准使用一个名称，船舶的名称由船籍港交通部门核定。

第二十一条 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船舶交易应当接受交通部门的监督管理，无合格证件的船舶不得进行交易。

第二十二条 渡口的设置、迁移、撤销，渡运码头、渡船、渡工和渡运的管理，必须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渡口管理规定。

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渡口的安全监督检查。公安部门应当负责维护渡口的治安秩序，依法处理扰乱渡运秩序、危害渡运安全的违法行为。

交通渡口的主管部门、乡镇渡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内部渡口的办渡单位，对渡口的安全负直接领导和管理责任。

第二十三条 船舶、码头、趸船储存、装卸危险货物以及船舶运输危险货物，必须遵守国家和省有关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规定。

在航道、航道沿岸设置水上加油站点，必须经设区的市交通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船舶应当以保障自身安全和不危及其他船舶、排筏、设施、堤防安全的速度航行，不得违反航速限制。船舶、排筏停泊和作业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值班人员，不得妨碍其他船舶的正常航行和危及设施、堤防安全，不得停泊在涵闸站警戒区内。

过船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

禁止船舶超载、超航区航行，禁止非载客船舶载客和客船、渡船载客时装运危险货物。

第二十五条 船舶在航行、停泊、作业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水体，并不得停泊在水源取水口的禁泊区内。船舶航行产生的噪声不得超过国家和省规定的量值。船舶发生交通事故，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环保部门。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船舶污染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托运人不得委托无证船舶装运货物，不得委托船舶装运不适装的货物。货运代理人、装卸部门不得为无证船舶承揽和装载货物，不得为船舶承揽和装载不适航、不适装的货物。过船设施的管理单位不得为无证船舶提供过船服务。

第二十七条 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船舶、船用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船舶修造、船用产品生产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所修造的船舶、船用产品的质量负责；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

第二十八条 交通部门应当根据辖区交通的具体情况，设置交通安全标志，对特殊水域可以实行交通管制。

交通管制区的划定与调整，应当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报省交通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航道上设置妨碍交通秩序、影响交通安全、过水能力的拦河设施。

禁止在干线航道上设置寄泊站（区）、固定渔具、拦河网具和种植水生物、围河养殖。在其他通航水域内设置固定渔具、拦河网具，种植水生物、围河养殖的，不得降低航道技术等级标准和妨碍船舶航行以及影响蓄水行洪，并应当经交通、水利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沉没在通航水域内的船舶和有碍交通安全、畅通的物体，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必须按照规定设置标志，及时报告交通部门，并在限定的时间内清除。逾期不清除的，可以依法强制清除。清除费用和损失由沉船、沉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

第三十一条 船舶、排筏对交通安全、畅通造成严重危害的，交通部门可以采取卸载、拖出特定区域、解除动力、冲滩、破坏性打捞等必要措施紧急处置，费用和损失由船舶、排筏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对无证船舶应当扣留查处。

第三十二条 设置禁航区，进行有碍交通安全、畅通的水上水下施工和体育竞赛，以及其他作业、活动，应当按照规定事先报经交通部门批准，并由交通部门发布航行通告或者航行警告。大型文娱体育活动还应当按照规定报所在地公安部门批准。

水利部门进行行洪、泄洪、翻水等作业影响船舶、排筏、设施安全的，应当事先告知交通部门，并协助交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交通安全。

第四章 运输管理

第三十三条 设立运输企业、运输服务企业（联运企业除外）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从事营业性运输，应当经交通部门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核准后，方可经营。

第三十四条 交通部门应当根据社会运力运量综合平衡情况和有关规定，制定船舶发展规划，对运力结构进行调控，鼓励技术先进、与航道通过能力相适应的船舶的发展，限制高能耗、污染重、技术落后以及与航道通过能力不相适应的船舶的发展。

第三十五条 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港口、码头等货物集散地的管理，及时掌握货物的流量、流向，建立运输信息网络，引导货主和运输单位、个人组织合理运输。

交通部门和运输单位、个人应当为货主提供优质服务，维护货主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营业性客运、旅游航线，应当经交通部门批准。经批准的航线、停靠站点、班次不得自行取消、转让或者随意减少。需要取消或者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并在沿线各客运站点发布公告一个月后，方可取消或者变更。

第三十七条 货物运输单位和个人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以自行组织货物运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行地区或者部门封锁，垄断货源。

承、托运双方应当按照规定签订运输合同。

对军事、抢险救灾物资，交通部门可以指令辖区内的船舶承运，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

第三十八条 运输服务企业应当在核准的范围内从事经营，不得强行代办服务。由于运输服务企业过错造成委托方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第三十九条 运输单位和个人以及运输服务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计收运杂费用，使用规定的票据。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部门予以处罚；国家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由有关部门处罚的，从其规定：

（一）违反第六条规定偷漏交通规费的，责令其补缴，并可以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处以罚款；对拒缴、抗缴的，并可以扣留船舶证书，直至滞留船舶。

（二）违反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责令其改正，恢复原状，限期清除违章设施、障碍物、施工遗留物；对拒不清除的，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清除，清除费用由违章单位或者个人承担，并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损坏航道、航道设施的船舶，除责令赔偿损失外，还可以扣留船舶证书。

（三）违反交通管制规定造成交通严重堵塞的，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交通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应当有两人以上，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实施罚没处罚时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监制的票据，罚没收入上交同级财政。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属于水利、公安、物价、工商等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分别由上述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检查、收费、罚款，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省境内长江航运的交通管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渔业船舶的登记、检验、渔业船舶船员的管理和渔政管理，由省渔业主管部门负责。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的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作者：彭 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取得进步后，我国的法学研究也越来越繁荣。但不管法学研究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应该肯定，权利与义务始终是法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畴。在1988年6月全国首次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以来，许多学者围绕“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这一论题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张文显教授的《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一文，可以说也是对这一课题的一次富有成效的探讨。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冒昧对该文作出总体评论，但仅就其中某此问题作一浅论或做些拓展。

一、关于权利的界说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量。在历史上，人类对权利的探求也可谓是一个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过程，在这种艰苦的探寻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三位启蒙思想家，即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对人类认识自己的权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洛克是以“自然法”作为分析权利的逻辑起点。洛克认为，根据自然法，每个人生来就有追求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或者说，自由、平等和所有权，是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因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①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自然权利状态，处于这种自然权利状态之中，每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如果每人的这种自然权利全部得到实现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他人的权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于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和社会的存在就在于以维护个人的这些自然权利，或者说，人类需要组织一个公民社会和一个民治政府，以保障这些自然权利的实现。当某些人在实现其权利而侵犯他人的权利（或利益）时，此时，就需要政府出面加以干预和防止，而政府出面干预的方法就是运用政府权利和法律。然而，政府的权利和法律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洛克认为，这就是“社会契约”。即人们为了在社会中相安有序，各自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权利，每人就必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并把这部分让渡的权利共同交给一个机关未管理和行使，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公共机关，即政府。不可否认，在洛克的这种假定之下，政府当然可以运用权力和法律来保护自然权利，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既然政府拥有了权力，但谁又能保证政府就不运用这些权力来侵犯自然权利呢？洛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加以解决，但是，洛克冥思苦想之后，似乎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而最终是由孟德斯鸠帮助为其解决。
孟德斯鸠耗20年之精力写成了《论法的精神》。在这一书中，孟德斯鸠直接论述权利问题甚少，而是把“权利”换成了一个法国能够普遍接受的概念——自由。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石不变的经验。”②人们既然通过“社会契约”而组成了政府，并给予了政府的权力，那么政府也就没滥用权力的危险和倾向，一旦政府滥用权力，那么人们的权利就会被肆意践踏和侵犯。因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③可见，为了使人们的自由不被随意剥夺和侵犯，孟德斯鸠密切注视着国家权力的运行，注视着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关系和地位，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之理论，以此来用权力限制权力，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三机关彼此制约与均衡。只有在这种权力制约的体制下，国家权力就不会去轻易地剥夺和限制公民的权利，从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这样就解决了洛克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卢梭对权利的论述也有其自己的理解。同样，卢梭的整个权利学说都是假自然之名进行的。一方面，他主张人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法，根据自然法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他认为，权利不仅是每个人生存的主要手段，而且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卢梭与洛克一样，也主张，为了权利的实现，人们就得签订一个契约，建立社会与政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更看重国家的作用，国家既是个人的全部财富的主人，也是个人生死权的定夺者。因为在卢梭看来，在这种社会契约中，“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④即国家实质上就是个人所有权利的唯一裁判者。在这里，卢梭又把国家实质上看作是一个种公意，其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并且认为这种公益不可能犯错误，不可能侵犯个人权利。因为“公益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⑤当然，卢梭的这种论点过于绝对，他没有认识到，一个绝对至上的主权者，国家权力或公意必定意味着专制。
通过上述几位启蒙思想家关于权利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启蒙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自然权利也是需要国家权利支持的。诚然，在权利的问题上，它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问题，因为个人权利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和保障就无法实现，但是，国家权力在支撑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又不能没有边界，不能没有任何限制，否则，国家权力又会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和侵犯。因此，这又需要对国家权力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约束和限制如何进行呢？或者说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以何为准呢？是仅以现行的法律规定（实在法）为准呢？还是在除了实在法的规定之外另有其它的东西呢？这里就涉及到实在法与应然法的问题了。具体说，涉及到“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法定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力，没有国家的授权一切合理的要求都不会成为权利，它说明了权利的尺度，是为主体从强化法律的实效方面实现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应有权利是来源于人的道德性质，国家权力的授权只是对这种基于道德性质合理要求的一种认可而矣，它说明了权利的性质，是社会主体评价法定权利的依据。因此，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便会得出法的本位的不同结论。申言之，义务本位法是以实在法对考察基点，而权利本位法是以应然法为考察基点。在与国家权力关系问题上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二、关于“义务本位”的理解
为了更好的理解“权利本位”这一命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义务本位”作简要的理解。张文显教授认为“义务本位法”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法中，并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伦理支撑。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经济的社会，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握有无限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必定道德化或宗教化，重伦理轻法理，大量的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法律规范，道德原则和宗教信条亦被奉为法的精神。⑥因此，在“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控制，强调的是一种服从，臣民服从皇帝，奴隶服从奴隶主，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是其显著的特征，法律也根本不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其价值取向，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是一种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所以，这样的法律当然是以人的义务为其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宣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而寿终正寝。比如，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八议”制度就是这种法的最好脚注，这种法充分体现了不平等的思想，规定了达官贵人的“议”、“请”、减”、“免”、“赎”等制度，而平民百姓犯法却无法有此特权。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义务本位”法所考察的基点是实在法，在谈及人的权利时仅以现行法律的规定为限，如果法律没有赋予人的某种权利，那么人便不享有此种权利。换句话说，人的权利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其实，这种考察基点是我们所不赞成的。首先，立法者不能在法律中穷尽人的权利，也无法穷尽人的权利。其次，统治阶级会利用立法权在法律中规定自己的特权。再次，在人的正当权利遭到侵犯时，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因为这种法，正如上文所指，不是以价值作为导向而仅仅以社会秩序作为考察目标。因此，践踏人权，压迫民众，保护特权便成了其必然的逻辑结论。从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来看，这种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国家权力是第一位的，权利是其次的，首先保证的是国家权力的运行，在此基础上，通过规定公民的义务来给予一定的权利。既是说，国家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支配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其它的一切诸如法律、权力等也只是一种完全从属、依附于权力的附属品。

三、关于“权利本位”的理解
如上所述，在我们理解了权利的基本含义以后，就为我们理解“权利本位”提供了一把钥匙。那么，“权利本位”又何指呢？有学者认为，“权利本位”是“法以（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轴心或重点”的简明说法；在整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都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第一性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律予以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及权利主体根据法律作出选择以实现其利益的一种能动手段，而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权利相对人应当适应权利主体的合法要求而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即主体的权利通常是通过权利相对人履行义务而实现的。该学者又进一步认为，权利包括个体权利、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利等，权利是有界限的。一方面，权利所体现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这种利益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或幅度，是被限制在社会普遍利益之中的，是受社会的经济机构和文化发展水平制约的，亦即以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社会的承受能力为限的；另一方面，权利是以权利相对人的法定义务范围和实际履行能力为限度的。在以权利作为本位的法的社会里（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法），法律首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所享有的主体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导向。⑦因此，我们认为，“权利本位说”强调了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根据现代的价值准则，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中，合乎理解的法律应当以权利而不是以义务作为其本位；其二，现代法制应当以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为宗旨去设定和分配义务。或者可以说，“权利本位说”讨论的范围在于立法导向，立足于价值分析，所强调的是“法应当怎样”、所回答的是“应当是什么”，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比如，在关于“不得杀人”（或禁止杀人）的法律规定中，“不得杀人”这一义务，是渊源于人们有生存的权利，即“生存权利”，而不是因为有“不得杀人”的义务，我们才有理由活下去。拘句话说，只是因为我们有“生存权利”这一权利。所以，就要禁止杀人，而不得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利；而不是相反的表述，即首先有法律的“禁止杀人”的义务规范，才使人的“生存权利”不受侵犯。
然而，正如“义务本位”法一样，“权利本位”法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政治基础。而在当今的世界中，“权利本位”法有资本主义的法和社会主义的法，两者都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法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在此，尽管其形式上是平等、自由、民主、文明的，但实质上是不自由、不平等、不文明、不民主的，有着极大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法是一种人类最新类型的法，它把权利本位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法就充分体现了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⑧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权利本位法所考察的基点是与义务本位法所不同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去理解法律，是一种价值分析，它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法应当怎样”、“法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等是法学理论不能回避的。对这些问题的深究表现了法学以及法学家对立法的价值取向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这种理论主张，权利应当成为法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应从权利的角度出发来进行义务的设定与分配，义务是实现权利的必要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以此为基础和取向，强调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文明便是这种权利本位法所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些平等、自由、民主等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形式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质性的），但我们不能否认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取向。从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上看，这种权利本位法首先以权利作为第一性的，国家权力是其次的。或者说这种权利本位法首先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国家权力不能轻易地去侵犯和干涉公民的权利，相反应当有力地保障公民的权利的充分实现。这就较好地解决了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构成问题。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这是一种人类最新类型的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法。这种法从本质上应该说反映了公民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这种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的一般发展规律，即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权利本位法而建立了一种新类型的社会主义权利本位法。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从确立法的权利本位原则到完善权利本位立法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国家从建国之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尽管确立了法的权利本位原则，但是由于生产力不发展，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存在等原因，这种权利本位原则受到了严重冲击乃至取消，国家权力过于膨胀，官僚主义泛滥，个人迷信严重，法律变成了虚无主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只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现象才有了根本的改变，社会主义权利本位原则法重新确立，并积极地加以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自由权利和尊严不断得到充分反映和实现。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应当考察法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规律，探索社会主义权利本位价值，不断完善权利理论。

四、结语
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是现代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之一，也是民主和法制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实际问题。这一论题也在我国法学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赞成义务本位，有学者推崇权利本位，两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且各有道理和说服力，然而两者所考察的基点和站立的角度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是顺理成章，义务本位站在实在法的角度，以实在法作为其考察基点，首要的是强调维护社会秩序，而权利本位法站在应然法的角度，以应然法作为其考察基点，以法的价值作为导向，强调人类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在处理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义务本位法由于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因而在法律规定中主要是义务规范和禁止规范，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国家权力支配着整个社会，反言之，国家权力是不受法律的约束和限制的。即便法律在某些方面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然而一旦当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控制失调时，国家权力会赤裸裸地干预和镇压而根本不会顾及人的权利。权利本位法由于强调人的权利，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价值取向，因而在法律规定中主要是权利规范，并且为了保障人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就不得不要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的运行，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人的权利毫无根据的侵犯。以此观之，义务本位法和权利本位法存在显著的差别，在当今逐步走向法治的社会中，我们应毫不犹豫地选择权利本位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肯定地认为：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


①洛克：《政府论》下篇，⑤同上，第39页。
商务印书管1964年版，第6页。
②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③同上，第156页。
④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书馆1980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