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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

1988年6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38条的规定，经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决定，设置14个专门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
　　学习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教育文化委员会
　　科学技术委员会
　　医卫体委员会
　　法制委员会
　　民族委员会
　　宗教委员会
　　妇女青年委员会
　　华侨委员会
　　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
　　第二条　专门委员会是在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组织委员进行经常
性活动的工作机构。
　　第三条　专门委员会应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切实履行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
　　第四条　专门委员会应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工作总则的要求，以及全国委员
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分别组织实施，并就国家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生活以及统一战线内部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组　织
　　第五条　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和变动，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六条　专门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均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七条　根据需要可举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讨论研究各委员会有关的重要问
题。
　　第八条　专门委员会根据需要，可分设小组进行活动。
第三章 工作制度
　　第九条　专门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行充分协商。
对调查研究中的各种不同意见，不强求一致；对专门委员会的会务工作需作决定的，按照民
主集中制原则办理。
　　第十条　以专门委员会名义形成的书面材料，须经委员会集体讨论，并由委员会主任或
主任委托的副主任审定；重大问题，提请常务委员会或主席会议审议。
　　第十一条　专门委员会应根据每年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精神，制订
年度工作计划。每年度应作工作总结，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向常务委员会或全国委员会全
体会议报告。
　　第十二条　专门委员会应与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的有关部
门建立经常的工作联系。
　　第十三条　专门委员会应向未参加专门委员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征求意见，根据本人意愿
同一个专门委员会建立联系，并采取适当方式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十四条　专门委员会不定期举行会议。会议须作记录，并印发会议纪要。
　　第四章　办事机构
　　第十五条　专门委员会根据精简原则单独或联合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负责专门委员会
的秘书工作。
　　第十六条　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的组成部分，在行政上受
秘书长领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通则经常务委员会通过后实行。
　　第十八条　各专门委员会参照本通则
制定各自的工作简则。


案件评估，是《人民法院报》社推出的2011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关键词的第八项。
在十大关键词中，或许只有该项和第六项案例指导，是法院自身非常专业的词语。虽然，也有其他执法部门同样会办案。但显然均不可与法院的专业性要求相提并论，而且，这两项究竟该如何去做，法律理论界、实务界及社会各界，依然有很多争论和不同看法的。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来看，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识意义。二是建立体系。三是提高水平。四是发挥作用。
对于意义。大而言之，是之于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小而言之，是之于当下法院案件质量的提高。身为一名法官，或许更多的是凭自身的感受：有了案件质量评估，自己在办案中有必要对照这些要求，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所办案件的质量。法官是实务操作者，且绝大多数法官身处基层法院审判、执行一线，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他们一定要站在顶层的高度，来看待一件虽然与其日常工作息息不可分离的规定。固然如此，却要注意法官中可能出现的另一番倾向：最高法院是多此一举。案件不是工业产品，量化性的指标考核是不科学、不现实的。这类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确实要不得。毕竟，中国法院、法官以及案件的管理、审理有中国特殊的情况。虽然，很多方面我们是不赞成中国国情特殊论的。
对于体系。这是《意见》的主体部分，涵盖的内容较多，一一论述非一篇小文可述，我们且从两个方面讲述。一是大的原则性要求。客观性、预期性和公信力是一项大原则。就客观性而言，当是指评估的各项指标必须客观，这就涉及前面我们提醒注意的倾向问题。案件的确不同于工业产品，程序方面比较容易做到客观，实体方面恰恰依赖法官的主观判断。学法律的法官应当知道，普通的非专业人士其实也应当知道，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规定到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一些新型违法犯罪更无法被立法者预测。这种情况下，评判的客观性只能建立在评判者的主观之上了。譬如，许霆案，无期徒刑和五年，一、二审如此差别之大的判决，有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着实难以找到，更多的是对于案情、危害性、法律规定的主观认识。预期性而言，在立法方面有这样的要求，但之于考评，有点不知从何下手。是考评方法、方式预期案件的办理，还是案件的办理预期考评？公信力而言，则是很好懂的了。如果评估规定中的一条条标准不能为考评者、被考评者所接受，自然谈不上有公信力。
二是具体的三类指标。《意见》将评估体系分为三类二级指标，审判公正、审判效率、审判效果，每类二级指标中又各包含11个三级指标，共三十三个。可以说，《意见》中通篇的其他文字，都是为了这三十三个指标的落实而展开的，所谓的客观性、预期性和公信力就体现在这些指标的考评上。这些指标，有些是客观的，有些未必；有些虽然是客观的，未必能真实反映案件的质量，这，或许是当前案件质量评估及其令人头疼的一件事。先说审判公正指标，一审上诉后的改判率、发回率等几项，通常认为，上诉被发回、改判，似乎意味着一审判错了，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从大部分情况看，或许如此。但我们不要忘了，不被改判的案件往往是争议不大的案件，用一句挂在嘴边的话来讲，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如此，一、二审法官都会做出一致的判断。倘二审发回或改判了，自然有其依据（排除法律之外的因素），而这些在一审时，并非一审法官未考虑，而是合议、讨论或向审委会汇报后的结果。这样解释，不是为一审法官辩解，而是为了说明，这类案件怎么判，法官们是有不同看法的，只是法院裁判时依据现有的程序选择了这一结果；而到了二审，却选择了另外的结果。不然，大家可以看看河南省高法主办的《公民与法（审判版）》“疑案争鸣”栏目即可知晓。同一案件，各地的法官们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断。当然，裁判明显失当或法官主观失职的一审判决不在此列。至于二审开庭率，开与不开似乎与案件本身需要不需要联系的更紧密，毕竟，我们的法律是规定了二审是可以书面审的。而执行中止终结率，更是案件本身决定的；如若是执行人员作假，追究的则是其他方面的责任，另当别论。
再说审判效率。人均结案，无论之于法官，还是之于法院，都不是一项很好的参照。对人均问题，有一则笑话，邻居的房子增加了100平方，于是，你就“均”得了50平方。当然，人均结案根本就不与此类似，但却反映了“人均”并非一种很好的统计、评估的科学方式。我们有自己切身的体会，同属一个地市的基层法院，结案最少的法院还不及最多法院的一个审判庭。如此悬殊的数字，如若以同一种评估体系考评，必然有失公信力。而审判效果，除实际执行率、执行标的到位率两项指标，主导权在于法院，其他完全不取决于法院、法官，法院、法官所能做的，功夫只能施展在法律、审判、执行之外。如果让法官在履行本职的时候，承担了过多的职责之外的功能，势必导致法官的舍本逐末，或者退缩。当前一些法院立案难有抬头现象，了解之后，你会知道是因为很多法官面对分来的案件有畏难情绪，稍稍感觉可能有上访苗头的案件，没有法官愿接手办理。
对于提高水平、发挥作用。主要在于法院自身，尤其上级法院该采取何种具体措施落实，当然，每一位法官则有义务配合。对其中不太成熟或认为不是很客观、很科学的地方，则有义务提出意见和建议，本文意亦在此而已。

作者：刘振厚
单位：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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