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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文件

煤安办字[2000]第31号

　

关于全国煤矿立即开展冬季安全大检查的通知

各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管理部门，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

团公司，中煤建设集团公司、神华集团公司、北京矿务局、伊敏煤电公司、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工业局:

为认真吸取贵州省水域矿务局木冲沟煤矿"9.27"事故教训，全面落实11月2一3日

在京召开的全国煤矿安全监察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控制重

特大伤亡事故，大幅度减少一般伤亡事故，尽快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实现今年的

安全生产目标，经研究决定，自11月上旬开始，在全国煤矿进行冬季安全大检查。现

就检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的时间安排

此次检查分两个阶段:11月上旬棗12月10日为第一阶段，各煤矿企业立即进行自检，

各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对所管辖范围的煤矿进行安全监察；12月11日到明年春节前为第

二阶段，根据第一阶段检查情况，确定重点地区、重点单位，进行跟踪监察，对整改措

施不落实、违反煤矿安全监察部门规定擅自组织生产的，按照有关规定严加惩处。

在冬季安全大检查期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要进行重点

检查。

二、检查的主要内容

1、各煤矿企业对江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的学习贯彻

情况，对全国煤矿安全监察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要着重检查各级领导是否认真学

习贯彻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安全意识和安全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是否认

真吸取了“9.27”事故教训。制定了本单位具体的防范措施。

2、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制定和落实情况。要着重检查煤矿企业是否

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煤矿企业的一把手是否切实履行了

安全第一责任者的职责;总工程师对全矿井的总体生产布局、"一通三防"安全技术管理是

否尽职尽责，严格把关;各分管领导是否按照职责履行了安全责任;各业务部门是否按照

业务保安责任制的规定恪守职责;安全资金是否足额提取并专款专用;矿井安全设施、安

全仪器是否满足安全生产需要并运行良好;事故隐患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和尽快消除;矿井

是否具备应有的抢险救灾能力。

3、突出对国有重点煤矿"一通三防"工作进行专项监察。

(1)对照《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认真检查矿井防治瓦斯煤尘重大事故的安全

技术措施是否得到落实。凡存在通风系统不合理、风量不足、高突矿井未进行瓦斯抽放

或工作面未安设"三专两闭锁"等"八条规定"所涉及问题之一的矿井(或工作面)，必须坚

决停产整顿。

(2)在排放瓦斯管理方面，是否制定了详细可靠的排放瓦斯技术措施，并由救护队员

具体实施。排放瓦斯过程中，瓦斯流经的区域和地点是否设置警戒线并停电撒人，有无"

一风吹"排放瓦斯现象。

(3)掘进巷道贯通时，是否制定专门的技术和管理措施，贯通前(一般巷道在相距20

米前，综合机械化掘进的巷道在相距50米前)是否组织有关部门做好了调整风流的准备工

作，贯通后是否及时调整局部通风系统，并待风流稳定后恢复作业。

4、在对各国有重点煤矿进行全面检查时，对于瓦斯灾害严重的矿井、规模小的矿井、

已确定破产仍在生产的矿井，要进行重点监察。凡存在忽视安全、降低安全标准、盲目生

产现象的，立即予以停产整顿。不达标准不得恢复生产。国有井田内的矿办小井，一律予

以关闭。

5、各类小煤矿的安全生产情况。要着重检查证照齐全矿井的井下安全生产条件，对

存在"八条规定"所涉及问题之一的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矿井，坚决予以关闭"对弄

虚作假、野蛮生产的要加重处罚。对无证或证照不全的小煤矿，要责令关闭或停产整顿。

6、事故查处、结案情况。要着重检查对已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是否按照"四不放过"

的原则，及时进行了认真查处，并公开报道;是否存在执法不严、失之于宽的现象;是否

存在瞒报漏报的现象。

三、检查的具体要求

l、各煤矿安全监察局及办事处、各有关省(区、市)煤炭管理部门，对这次大检查活

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检查方案和措施，切实解决当前煤

矿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日常安全工作的开展。

2、检查人员要认真查阅有关规章、记录、图纸及报表，深入了解企业安全管理状况

及矿井主要灾害，进行认真排查，确定监察重点;依据煤矿安全法律法规及《煤矿安全规

程》，深入井下生产现场，检查安全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对重点区域的安全生产设施、生

产作业环境及井下作业人员遵章守纪情况，进行重点监察。

3、检查中要贯彻"边检查、边整改、边惩处"和"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要提出明确的整改要求。分别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单》、《停产整顿通知

单》和《关闭矿井通知单》，并责成专人进行落实。

4、检查过程中。各地区对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进行研究分析、汇报。12月15日前，

各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省(区、市)煤炭管理部门要将第一阶段检查情况及国有煤矿"一

通三防"情况，上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附件:国有煤矿"一通三防"情况汇报提纲

二000年十一月六日

附件:

国有煤矿"一通三防"

情况汇报提纲

一、通风能力不足矿井 个。

1. 矿井名称:

2．核定通风能力 万吨，现有通风能力 万吨。

3. 通风能力不足主要原因:

二、应抽未抽的矿井 个。

1. 矿井名称:

2·未抽原因:

三、缺安全监测系统的矿井 个。

四、矿井监测系统需要补套的矿井 个。

五、每个下井人员未按规定佩带自救器的矿井 个。

缺自救器数量 个。

六、综合防尘系统不健全的矿井 个。

缺管路 米。

七、防灭火系统不健全的矿井 个。

八、矿区救护队不符合要求的 个，其中:

1. 人员不符合要求的救护队 个。

2．装备不符合《救护规程》最低配备要求的 个。

欠帐 万元。

九、安全投入不足的国有重点煤矿，国有地方煤矿:

1. 安全总欠帐 万元。

2．其中:"一通三防"欠帐 万元。

　


随着《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Family Law Act 1975]的颁布，澳大利亚设立了专门处理私人家庭纠纷且地位等同于联邦法院的家事法院，且在设立伊始即提供专门的调解服务。目前共有家事法院28个，大法官48名。《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Family Law Reform Act 1995]，《2004年家事法规则》[Family Law Rules 2004]以及《2006年家庭法修正（共同承担抚养责任）法》[Family Law Amendment (Shared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Act 2006]（以下简称《2006年修正法》）等法律法规不仅奠定了澳大利亚家庭法律制度的基础，也完善了其家事调解制度。

如《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第19A条规定，任何有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的人都有权直接向家事法院申请委任家庭及儿童调解员；第19B条规定，家事法院经双方同意有权将相关法律程序转交调解员处理。如法院认为家庭及儿童调解员有助于解决纠纷，则有责任建议其寻求调解员的协助。法院将押后法律程序，以便双方接受调解。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将调解由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升级为主要的解纷方式（即PDR），并在《2006年修正法》中增加了家庭纠纷解决机制（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囊括了家事调解、家庭咨询及仲裁服务等方式。


一、家事法院调解的主体

（一）角色功能

澳大利亚家事法院由法官、司法登记官、登记官以及法院调解员等组成。家事法官可为当事人提供调解指南，但不能主持调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事调解的有关事宜由具有法律或社会科学背景的登记官和调解员主持。登记官是法院的专职律师，有权从事离婚、赡养等家事纠纷的调解；调解员是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擅长调解有关未成年子女的纠纷案件。此外，调解员往往与家事法官组成调解委员会，共同实施调解事务。为了提高调解实效，法院还设立了家事顾问作为特别辅助机构（非调解主持者），负责调查事宜，以便调解委员会“介入法律问题背后的人际关系”，更好地了解家事纷争的来龙去脉。

（二）资质要求

《1984年家事法条例》[Family Law Regulations 1984]明确规定了调解员的任职资格：（1）须已获得法律或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学位（或曾修读一年以上的调解或纠纷解决全日制课程）；（2）须不断地接受相关训练，维持相应的专业水平。2008年1月，澳大利亚开始推行全国调解员资格评审制度（即NMAS），细化了各类调解员的任职资格。《2008年家事法（家事纠纷解决从业者）条例》[Family Law (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 Practitioners) Regulation 2008]第5条、第6条在此基础上部分修正了家事调解员的资格要求，规定调解员应：（1）持有家事纠纷调解全日制本科文凭；（2）持有硕士学位；（3）持有适当资质，或曾接受任命从事调解并被评定为合格，或修满硕士课程学分；（4）2009年6月30日前，注册于家事纠纷解决登记处，参加三门特定课程学习并被注册机构评定为合格，或完成硕士学位课程。此外，调解员还应具备以下条件：未被州或地方法律禁止从事儿童工作；在各州或地区依法雇佣儿童工作者，能提供家事纠纷解决服务；有适当的投诉机制；适合承担家事纠纷调解的功能和责任；未被剥夺任命资格。


二、家事法院调解的实施过程

首先，由当事人提交申请。经双方同意，法官可将案件转介调解。其次，召开庭前信息会议。由登记官或调解员初步了解案件争点，介绍相关司法程序，使当事人充分了解可利用的调解服务以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重要性。该会议为调解的必经阶段。第三，举行案件评估会议。由调解员、登记官分别或共同主持，答复申请人关于调解程序的疑问，评估个人意愿以及影响双方自愿磋商的因素，如：是否出现家庭暴力，是否存在安全问题，儿童是否存在受虐待的风险，双方在交涉时是否享有平等的权利（如，当事人之间是否有经济或语言能力方面的差距）等。如果评估结果表明该案不适合调解，则转介其他服务。第四，进行调解。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视案件性质采取不同的程序：（1）对于仅涉财产问题的争议，由登记官主持；（2）涉及子女问题的争议，由调解员主持；（3）对于同时涉及上述两类争议的案件，则委派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担任登记官和调解员，共同主持联合调解会议，以兼顾性别平衡。

据此，可归纳出实施过程的几个特点：（1）调解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提交至家事法院的案件在经双方申请或同意后还需经过调解员的仔细评估，认为适合调解才能将案件转介调解。（2）任何一方在调解中，均有权征询法律意见。（3）任何一方均有权随时终止调解程序。虽然不论调解与否，当事人都必须出席庭前信息会议，且当涉及未成年子女及当事人结婚未满两年要求离婚的案件时，需强行启动调解程序，但整个调解过程、调解结果仍非常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三、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

澳大利亚家事法院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因离婚导致的子女抚养及财产纠纷的解决方式。实践证明，相较冰冷生硬的判决书，灵活温和的家事调解更能满足家事纠纷解决的特殊性。澳大利亚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颁布了《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确立了家事裁判、家事调解的基本原则——子女最大利益原则。该法第68F条第2款规定，法院在认定子女最大利益时应考虑以下因素：（1）子女的愿望，以及法院认为与子女愿望相关的其他因素（如子女的年龄和理解能力）；（2）子女与父母、其他人员的关系；（3）生活环境变化对子女产生的影响，包括与父母、其他子女、其他共同生活的人分开所带来的影响；（4）子女与父母接触的现实困难或费用，是否影响其感情维系；（5）父母各自的能力或其他抚养人的能力，能否满足子女感情和智力发展的需要；（6）子女的年龄、性别、生活背景及法院认为的其他相关因素；（7）保护子女不受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如虐待、变态对待、暴力等行为；（8）对待子女的态度、责任心；（9）针对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庭暴力；（10）适用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禁止家庭暴力的命令；（11）尽可能地减少子女将来提起诉讼的可能性；（12）法院应当考虑的其他因素。《2006年修正法》也以该原则为立法宗旨，新增父母共同承担抚养责任、子女抚养协议、子女抚养令、抚养计划、禁止家庭暴力等方面的规定。

当夫妻因离婚问题诉至法院时，调解员及法官不仅要考虑其意愿，也要考虑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在2012年的奇弗诉巴里（Cheever v. Barrie）一案中，调解员鼓励双方以一种“更合作、更尊重的方式进行沟通与决策”。鉴于“他们之间的‘战争’导致了孩子们持续的焦虑和对家庭环境的不满”，调解员以对孩子们的心理治疗为切入点，充分运用其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背景，向父母阐明其行为对孩子人格塑造、生活环境的重大影响，并建议父母及孩子参加家事调解中心设立的分离咨询项目。该项目不仅有利于疏导孩子的心理郁结，同时为父母提供个别辅助，引导其日后更加注重孩子的需求。

在父母已离异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能恣意改变子女的居住地，应充分考虑子女的意愿和已有的生活方式、已接纳的文化。调解员和法官都要考虑，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能否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与父母一方生活在原居住地是否更有利于其成长；或子女是否排斥这种改变。无论是2012年的科伯恩诉樱（Coburn v. Sakura），利特诉凯勒特（Kellett v. Kellet）还是2013年的帕斯卡诉奥克斯利（Pascarl v. Oxley），都体现了调解员对此类因素的重视。特别是在科伯恩诉樱一案中，家事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调查结果显示，自从父亲擅自带孩子移居澳大利亚，孩子变得郁郁寡欢，非常思念在日本的母亲和亲戚，同时由于不熟悉英语及当地文化，孩子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显然与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相悖。最终，法庭判决将孩子送回日本与母亲共同生活，同时，父亲享有探视权。虽然该案以判决形式落下帷幕，但是家事调解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判决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案结事了，也在实质上解决了情感纠葛。

无论当事人系已婚、同居未婚、未婚抑或离异，只要育有子女就应当重视对子女的抚养。如2012年的帕尔诉塔布（Parer v. Taub）一案所彰显的，一方面，应“确保父母实质性地参与子女的生活，最大限度地保证孩子的最佳利益”，“确保父母履行义务，负有责任心”，“保护子女远离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确保子女获得充分且适当的抚养，帮助他们发挥全部潜能”；另一方面，除非违反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否则，“子女享有知情权及受父母照料的权利，无论父母结婚、分居、未结婚甚至未共同居住”，子女均“有权定期与父母交流、沟通并与其他人保持联系”，“有权享受他们的文化，并与他人分享”。

由此可见，家事调解在贯彻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有利于实现双赢。一方面，父母通过调解员的疏导学会如何更好地尊重对方，尽可能地减少离婚等纠纷给子女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子女有权表达意愿，获得帮助。固然，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并非抚养案件中的唯一考虑因素，但是如果父母的利益与孩子的利益相冲突，调解仍应以子女的幸福和权利为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